摘要
1950年以後，臺灣成為獨立的國民經濟格局，有別於清代、日治及戰後初期依附在日本和中國大陸運行的經濟型態。1950年至1970年代臺灣處於「反共復國」的準備思維之中，稻米成為國家準備作戰的管制物資。本文所欲探討的課題是：1950年至1970年代，在滿足國內軍需民食以及餘米出口的外匯取得，國家在不同時期基於何種考量、透過何種管制手段，介入稻米的生產與銷售？而產銷結構中的參與者，如何應對國家的介入？前述兩者又如何互動，導引1950年至1970年代稻米產銷結構的運作及其變動？

要回答前述的問題，顯然必須利用多元的史料，如官方檔案、民間文書、口述歷史，並將多元史料進行有機的連結。首先是橫向的連接，將同一主題的公私史料之間進行參照與對比,檢視各項史料的生產機制，以及不同的行動者（國家、農民、糧商、農會）基於什麼樣的立場陳述以維護自身權益，試圖帶出不同行動者的主動性。再者是縱向的連接，將各類型的史料依時間軸排序，思考每一時間節點的史料內容，所對應什麼樣的產銷問題，所構築出結構為何，從而觀察不同歷史時期產銷結構的變與不變。

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
從清代以來稻米就是臺灣重要的對外貿易商品，當時臺灣的稻米生產，除供應島內市場也運送至福建等地，以供當兵米與眷米所需，並補充倉儲與平糶需求。另一方面，則是作為外部貿易流通的商品，輸往華南地區販賣。

日治初期臺灣稻米的出口主要仍輸往中國福建，只有極少量運往日本內地。直到1905年日俄戰爭時，日本出現糧食問題，日本政府擔心增加外國米的輸入，恐造成國際收支惡化，因而開啟殖民地米與日本內地間的供需關係。 如圖1所示，日俄戰爭結束後，臺灣稻米生產並對日本移出增加的現象，持續至1910年代。1910年至1926年間，臺灣稻米的生產和移出日本的數量則呈現緩慢成長。1926年隨著蓬萊米種植、推廣普及後，臺灣稻米的生產和移出量遂大幅提升。

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，日本帝國為確保糧食供給無缺，乃對殖民地的稻米生產、移出嚴加控管與統籌調度。
1938年臺灣稻米的生產量有140萬公噸，移出量有70萬公噸，為戰前最高的生產/移出量。1938年以後，因戰爭的破壞及海運受阻，生產和移出的數量皆下降。 整體看來，戰前臺灣稻米的生產與出口，呈現同步趨勢。

研究計畫探討台灣在1950年至1970年間的稻米產銷結構的變動及其成因，作者運用官方檔案、民間文書和口述歷史等多元性的珍貴原創資料，檢視台灣從殖民經濟成為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經驗，不但對於瞭解台灣經濟發展的成因及其特性具有潛在的貢獻，也有助於釐清，台灣經濟史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台灣「延續」或「斷裂」的重要辯論。